今年暑假有機會去德國呂訥堡參加一場管理學術研討會(13th RMER Conference)，報告一個自己想了很久的題目——大學的管理學術工作者從事專業研究時，到底該不該、又能不能對社會的社會發展和永續負起責任。逢甲大學這幾年在偏鄉推動的移動創新，是我準備拿出來分享的實踐案例。
正因為如此，會議還沒開始，我先繞了一趟瑞士山區。我想親眼看看，一個國土面積和台灣差不多的國家，不到900萬的人口布滿分散山區村落的一個小國，是怎麼在有限資源下，讓移動這件事，從山谷底部一路長進最偏遠的村莊裡的。
這幾天在格林德瓦(Grindelwald)教堂後方的半山腰上，我看見一戶孤立的木造農舍，旁邊立著一座簡陋的白色鋼架，拉出一條細細的纜線，直直垂向山谷的小村落。這條纜線沒有售票口，沒有站名，甚至查不到任何一份觀光地圖標出它的位置。
那一刻我心裡冒出一個念頭：這條纜線，跟我這幾天搭的載客纜車Eiger Express，明明都是「用鋼索把人或物送上山」，為什麼載觀光客的纜車動用了整個聯邦運輸局層層審批，另這一套民間纜車卻連個名字都沒有？
我把這個疑問帶回旅館，查了半天瑞士的纜車法規，才明白這條不起眼的纜線，背後其實藏著一套很值得深思的城市治理智慧。
一條法律，兩個世界
瑞士2006年制定的《聯邦纜車法》，把境內所有鋼索運輸工具，依「載不載人」劃成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載人的觀光纜車，像少女峰鐵道這種，規模夠大的要向聯邦運輸局申請特許權，規模較小的也要經過跨州審查機構逐年技術複檢，還得強制投保高額責任險。造價動輒數十萬、數百萬瑞郎起跳。
而像我在格林德瓦看到的那種純物資纜車，只服務農舍自己的補給需求，法律直接豁免了年度複檢與強制保險這兩項最花錢的義務，只留下最基本的一道建照審查。造價往往只要幾萬瑞郎——查資料時我看到一句話，瑞士的媒體形容，兩者造價「差了好幾十倍」。
格林德瓦純物資纜車，只服務農舍自己的補給需求。(圖片來源/侯勝宗Fb)
我後來想通了，這條分界線劃的不是「載人還是載物」這麼表面，是「服務對象是陌生人，還是熟人」。觀光纜車服務的是素昧平生的遊客，國家必須用嚴格的標準，替陌生人之間建立起信任；而那條物資纜線，服務的始終是農舍主人自己與他認識的家人，風險由他自己承擔，國家就把治理的空間，還給了山上的人。
有意思的是，瑞士自己的公共媒體也坦承，這條物資纜線常常被拿來偷偷載人——家人要下山買東西，懶得走那條陡坡，就順手搭一趟。這在法律上是違規的，但監理機關幾乎不會跑到山裡稽查每一條私人纜線，實務上就這樣長期被默許著。
這正是逢甲這些年想做的事
站在那條纜線前，我想起逢甲大學這幾年在偏鄉推動的移動和照顧創新，骨子裡想解決的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。
我們常說「移動即照顧」——用移動這件事，去補足偏鄉長者、部落族人被主流交通系統遺漏的那塊縫隙。多年來我帶著學生和團隊，在部落裡看到的，始終是那些靠人情網絡運作了幾十年的移動方式：載老人家去看病，載小孩子去上學，誰家的車有空位，就順道捎上鄰居。這種移動，服務的都是熟人，風險都是社群自己承擔——跟格林德瓦那條物資纜線，其實是同一種東西。
但台灣的公路運輸法規，幾乎不太區分「服務陌生人的客運」跟「服務熟人的互助共乘」，兩者常常被套進同一套執照門檻裡衡量。這幾年雖然陸續出現一些需求反應式運輸的嘗試，想替偏鄉找一條更有彈性的路，但整體而言，我們的治理思維裡，始終缺一條瑞士那樣清楚劃出來的分界線——一條專門留給「熟人社群自我承擔風險」的低成本通道。
瑞士那條物資纜線還有一個小細節，我覺得特別值得帶回研討會分享。纜線常常要橫越別人家的地，瑞士的做法不是動用公權力強制徵收，是讓業主跟地主私下簽一份「地役權」契約，登記進土地登記簿——就算地將來轉手，新地主也得認這條纜線的存在。國家沒有直接下場管這件事，只負責把私人之間談好的協議，變成一份長期有效的保障。這種「先讓地方自己談，國家再把結果鞏固下來」的順序，或許正是台灣偏鄉互助共乘最缺的一塊——不是缺一套更嚴格的執照制度，是缺一套讓既有的人情信任，能夠被穩定承認下來的簡單機制。
帶回研討會上的一條纜線
離開教堂後，我往山上多看了那條纜線幾眼。它沒有名字，沒有售票口，甚至連個維修紀錄大概都沒有幾份，但它已經這樣安靜地，把補給送上那戶農舍，不知道多少個年頭了。
幾天後，在呂訥堡的研討會時，我大概會提到這條纜線。不是因為它多壯觀，是因為它把一個原本抽象的學術提問——大學研究該如何回應社會責任——變成了一個具體的畫面：真正撐住偏鄉生活的，往往不是氣派的公共建設，是無數個像這條纜線一樣不起眼、卻精準對準在地需求的小系統。而大學能做的，或許就是像這趟田野一樣，蹲下來，把這些不起眼的智慧，一條一條看清楚，再帶回課堂與政策討論的現場。
回台灣以後，我大概也會常常想起那條纜線——想起它安靜地掛在山腰上，想起那戶素未謀面的農家，想起他們或許也曾經，偷偷讓孩子搭一趟，下山去上學。
註:侯勝宗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特聘教授，此文寫於2026年8月瑞士鐵道旅行途中，為赴德國呂訥堡出席管理學術研討會前的田野考察紀行。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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