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連假週，小孩住院，家裡還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，而我的母親正處於失智症的照顧階段。

我和太太只能在極短時間內重新安排所有生活節奏：晚上我在醫院，白天她接手；她送完孩子、安頓好最小的孩子後來醫院換班，我再回公司處理工作，下午接孩子、準備晚餐，再回醫院交接。這樣的節奏維持了一整週，看似運轉，但其實每一天都非常接近極限，更重要的是，我還同時背負著失智母親的照顧責任。

這段經驗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：

當照顧需求同時發生時，我們現有的請假制度，真的能被使用嗎？

制度存在 但無法處理「同時發生」

台灣並不是沒有相關制度。育嬰假、家庭照顧假，甚至近年討論的長照準備假，從法規上看似完整，但這些制度大多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：照顧是一件「單一事件」。

然而，現實並非如此。孩子的疾病、長輩的失能、工作的責任，往往是重疊出現的。

以目前制度來看：

• 育嬰假僅適用於三歲以下 

• 家庭照顧假併入事假，等同於請假即減薪 

• 長照服務偏向「服務提供」，而非「工作支持」 

當照顧責任交錯時，這些制度之間缺乏整合，也缺乏彈性，最終變成「每一種都存在，但很難真正用得上」。

於是，真正願意承擔照顧的人，往往只能用自己的時間、收入，甚至職涯去填補制度的縫隙。

台北市「育兒減少工時」：方向正確，但仍是單點補助

今年台北市政府推出「育兒減少工時計畫」，嘗試讓育兒者在不離職的情況下，透過減少工時取得部分薪資補貼。這樣的設計，確實回應了一個關鍵問題：照顧與工作之間，需要的是彈性，而不是二選一。

但在實務上，這項政策仍呈現出「單點補助」的特性。

首先，它並非只要有育兒需求的員工就能直接申請，而是需要由企業端提出申請並配合制度調整，意味著是否能使用，某種程度取決於公司意願與制度成熟度。對於中小企業或制度尚未完善的職場而言，落地門檻並不低。

其次，在補助強度上，目前每人每月補助上限約為新台幣1萬5千元，最長三個月。對於短期過渡或許有幫助，但若面對的是動輒數年、甚至不可逆的照顧需求，例如失智症或慢性病照顧，這樣的支持顯然不足。

當制度只能支撐三個月，但照顧往往是一段數年的歷程時，落差最終仍會回到家庭身上承擔。

國外制度的差異：不是多放幾天假，而是重新設計時間

若進一步比較國外制度，可以發現關鍵差異並不只是「假期多寡」，而是制度設計的邏輯不同。

以日本為例，其「介護休業制度」允許最長93天照顧假，並提供約67%薪資補助，且可分段使用，同時搭配短工時制度，讓照顧者不必完全退出職場。

在德國，則透過「家庭照顧時間」制度，允許最長24個月調整工時，並透過收入平衡機制，降低經濟衝擊。

這些制度的核心差異在於：

• 提供「時間的彈性」，而非一次性請假 

• 提供「收入的支持」，而非完全無薪 

• 提供「整體架構」，而非零散制度 

換句話說，國外制度是在降低照顧者的代價，而不是把代價交給照顧者自己承擔。

缺的不是更多假 而是能被整合的時間制度

回到台灣，多數家庭面對的情境，其實不是單一照顧事件，而是多重責任同時出現。

當制度仍停留在「一種情境對應一種假別」，卻缺乏跨情境整合時，最終的結果就是——制度存在，但照顧者仍然孤軍奮戰。

因此，問題或許不在於假別數量，而在於：

我們是否能建立一套讓時間可以被彈性調度、被整合使用的制度？

當照顧成為人生的常態，我們需要的，不只是短期補助，而是一套能讓人「撐得久」的制度。

願意照顧的人 不該成為制度裡最辛苦的一群人

當少子化與高齡化同時發生，照顧早已不是個別家庭的選擇，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現實。

但我們目前的制度，仍將育兒與長照切割，把照顧視為可以分段處理的事件，卻忽略了多數家庭真正面對的，是同時發生的壓力。

三明治世代之所以疲於奔命，並不是因為不願意承擔，而是因為制度沒有準備好讓他們承擔。

當一個社會讓願意照顧的人，必須付出最高的代價，那麼被削弱的，不只是家庭，而是整個社會的未來。

我們需要的，或許不只是補強長照，而是從長照走向全齡照顧，讓制度能夠回應一個人一生中不同階段的照顧需求；同時，也讓假別與補助從零散走向整合，從短期走向長期。

唯有當制度真正接住這群同時撐起上一代與下一代的人，我們才有可能讓「願意照顧」這件事，不再是一種勉強，而是一種可以被支持的選擇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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