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戰後嬰兒潮正集體步入老年，他們是台灣第一批完整接受九年國民教育的世代，識字率高、資訊取得能力強、對自身權利有更清楚的意識，也對「被動接受服務」有更強烈的抗拒。

這群「九年國教世代」是台灣老人素養重要的分水嶺，將翻轉過去社區服務模式。長期深耕社區工作的梁鎧麟老師，從今起將以每月1篇文章，接連12個月，從問題意識、實務現場、未來圖像三大面向，分析如何落實共生社區，成為超高齡社會關鍵解方。

超高齡社會帶來的挑戰，不只是老人的數量「變多了」，而是老人的本質「變不同了」。

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在集體步入老年，而這一批人與過去社區服務長期服務的對象，有著根本性的差異。他們是台灣第一批完整接受九年國民教育的世代，共同的特質在於識字率高、資訊取得能力強、對自身權利有更清楚的意識，也對「被動接受服務」有更強烈的抗拒。

換句話說，九年國教世代的群體，他們不想只是坐在社區據點、日照中心等人來照顧。他們有想法、有意見、有期待、有想繼續參與社會的意願，同時也對自己的老後生活有很多想像。

這個結構性的轉變，對台灣現有的社區服務模式構成了根本挑戰。長期以來，許多社區服務的設計邏輯是「為老人服務」：志工來送餐、關懷訪視、量血壓。老人是服務的接收端，專業人員與志工是輸出端，這套模式在服務教育程度較低、習於謙遜等待的老一輩時，或許還能運作。

但當九年國教世代走進來，坐在同一張椅子上，他們問的問題就不一樣了：「為什麼我不能自己決定要做什麼？」「這個活動是誰設計的，有問過我們嗎？」「我還可以做很多事，為什麼你們只想教我做健康操？」這不是在抱怨，這是一個世代的集體語言。社區服務如果繼續用舊框架回應新需求，不是服務品質的問題，而是服務邏輯的根本錯位。

共生社區，是一種不同的照顧邏輯

「共生社區」這個概念，在高齡社會白皮書、因應超高齡對策方案中，首次成為政府高齡政策的對應方案，它不是一棟蓋給老人住的大樓，不是每週辦幾場健康講座的社區中心，也不是把照顧服務打包送進社區就算完成。

共生社區的核心，是一種關係的重建、服務價值的轉變。

它的基本命題是：照顧不應該只發生在服務與被服務之間，而應該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日常往來裡。九年國教的老人需要的不是被照顧、被服務，而是如何有意義的持續參與在社會中。當一個社區裡，老人不只是被照顧的對象，也是鄰里守望的參與者、在地知識的傳遞者、社區食堂的幫廚，所有的參與角色都讓老人自己參與決定，這個社區就已經在翻轉老人的角色，在實踐共生的精神。

日本在2016年提出「地域共生社会」政策框架，強調打破福祉、醫療、教育等領域的縱向壁壘，讓社區成為各種需求的共同承載場域。歐洲的「Village Movement」則從都市社區出發，透過會員互助、志工媒合、資源共享，讓高齡者在原居地繼續過有尊嚴的生活。

這些國外的共生經驗各有土壤，未必能直接移植，但它們共同指向同一件事：社區本身，才是照顧最根本的基礎建設。而對於九年國教世代的高齡者而言，這個邏輯更顯迫切，因為他們要的不只是被照顧，而是繼續參與、繼續貢獻、繼續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對待，在這樣的期待下，共生社區就成為因應超高齡社會的解方之一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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