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(2025)年九月,我有機會與台灣住宅及社福領域的夥伴前往日本福岡參訪,實地了解日本近年推動的「住宅安全網」政策,以及地方政府如何透過跨部門合作協助高齡者與弱勢民眾穩定居住。身為投入居住服務工作的社工,我認為日本的經驗不僅值得認識,更能作為台灣未來政策發展的重要參考。
日本發展住宅安全網政策,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。首先,日本比台灣更早進入高齡社會。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推估,到了 2030 年,單身高齡者與高齡夫婦家庭將超過 1,500 萬戶,占全體家庭數量超過四分之一。其中,單身高齡者家庭更將接近 900 萬戶。高齡化與單身化同時發展,使許多長者在面臨居住問題時,缺乏家庭支持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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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,日本的租屋市場長期存在對高齡者的排斥現象。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21 年的調查顯示,約七成租賃業者傾向拒絕高齡者入住,而進一步詢問原因後發現,超過九成業者最擔心的並非欠租,而是高齡者在租屋處發生意外死亡。換句話說,許多房東與業者的顧慮,其實來自風險與責任的不確定,而不完全是對高齡者本身的偏見。 ◀最符合您限制租給高齡者的理由是什麼?
•對於在住處發生死亡意外感到不安(90.9%)
•對於住宅的使用方法感到不安(3.9%)
•對於其他房客、鄰居的協調性感到不安(2.6%)
•對於租金支付感到不安(1.3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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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時間,日本也面臨公共住宅逐漸老化、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增加的問題。相較之下,民間出租住宅的空屋數量卻持續上升。如何善用既有民間住宅資源,協助高齡者及弱勢族群取得穩定居所,成為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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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樣的背景下,日本於 2007 年制定《住宅安全網法》,並於 2017 年進行大幅修法,建立現行制度架構。整體而言,日本住宅安全網制度可分為三個主要支柱:
第一,是建立不拒絕住宅弱勢者入住的租屋登錄制度。房東可以將住宅登錄為「安全網住宅」,承諾不因租客身分而拒絕高齡者、身心障礙者、低收入戶、育兒家庭等族群入住。透過公開資訊平台,讓有需求的民眾更容易找到合適房源。
第二,是提供相關經濟支持措施。包括住宅裝修補助、租金補助、搬家補助,以及租金債務保證費補助等,希望降低房東與租客雙方的負擔與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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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也是我認為最關鍵的部分,就是居住支援制度。日本政府逐漸意識到,沒有人只面臨單純的居住問題。欠租背後可能涉及失業、家庭關係破裂、身心健康或經濟困難等複雜因素。如果只提供房屋資訊,而沒有後續支持,許多問題仍會反覆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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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他們也觀察到,本身居住不穩定的族群,往往在家庭及經濟問題惡化時,才去找政府單位求助。若能在問題尚不嚴重時,進行居住支援,及早介入問題,就能減少後續的人力及經費支出。例如,若能提供高齡者居住支援,就能減緩高齡者因身體狀況惡化失能,需要以公費媒合安置機構的狀況。
因此,日本發展出「居住支援法人」制度,將住宅與社會福利連結。這些法人可能是非營利組織、社會團體或具備公益目的的企業,負責提供入住前的諮詢、陪同看屋、協助簽約、租金保證,以及入住後的關懷訪視、緊急應變、社區連結等服務。換句話說,他們不只是幫助民眾找到房子,更陪伴民眾穩定地生活在社區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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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日本也建立了「居住支援協議會」制度,將地方政府住宅部門、社福部門、不動產業者、社會福利團體整合在同一平台上。透過定期交流與合作,讓各方能共同面對高齡者與弱勢族群的居住議題。這種跨部門合作機制,也讓原本彼此陌生的住宅與福利體系,逐漸建立合作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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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從 2017 年大幅度修法至今,經過近 10 年的政策執行,這段期間從事居住支援的組織,陸續遇到許多問題,日本政府遂於 2024 年修法,以回應現有政策不足。例如:因房東及租賃業者仍擔憂高齡者過世後,住處內的遺留物無人處理,進而影響出租意願,遂由日本的國土交通省制定「遺留物處理示範條款」,讓租屋長者能有效授權法人處理遺留物,並於居住支援法人的法定業務中,增加遺留物處理的項目,希望能減輕房東及業者的疑慮。
在福岡市,我們看到這套制度被具體落實。福岡市早在 2009 年便成立「居住支援協議會」,並由市政府住宅部門與「社會福祉協議會」共同推動相關工作。2014 年開始推動「居住支援福岡計畫」,由「社會福祉協議會」設置專責諮詢窗口,配置具備不動產、社工或長照背景的「居住協調員」,協助有居住需求的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。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他們並非一接到個案就協助搬家,而是先了解當事人的生活狀況、家庭關係、健康情形與經濟資源。有時候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房子本身,而是缺乏醫療資源、生活支持或社區連結。因此,部分個案最後並沒有搬家,而是透過資源連結繼續留在原本熟悉的社區生活。
若經「居住協調員」評估後,個案確實有搬遷換居需求,則由「居住協調員」擬定支援計畫,經個案同意後,向合作的不動產業者尋求適合屋源,並連繫支援團體提供個案居住支援服務,包含:日常守護服務、緊急狀況對應、醫療及長照資源連結等。目前合作單位的數量共有 63 家不動產業者,及 14 個支援團體,窗口諮詢案件從最初 2017 年 106 件,到 2024 年 581 件,顯示高齡者的居住需求不斷攀升。
回到台灣,我認為日本經驗最重要的啟示在於:租屋歧視不能只靠道德勸說來解決。許多房東與業者的擔憂是真實存在的,如果缺乏制度支持,他們自然傾向選擇風險較低的租客。因此,政府必須透過制度設計降低風險,建立支持網絡,讓房東知道當租客遇到困難時,不是只有自己孤軍奮戰。
同時,我們也需要建立更完整的居住支援體系,讓住宅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真正結合。因為對許多高齡者與弱勢族群而言,重要的不只是「有地方住」,而是能夠「穩定居住」。唯有透過住宅、福利與社區資源的整合,才能真正回應高齡社會下日益複雜的居住需求,並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居住環境。
本文經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授權轉載。
本文轉載自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「高齡居住支持研究」專欄,經授權刊登。
原文標題:〈從日本住宅安全網制度看高齡者租屋支持—以福岡市經驗為例〉
作者:廖貽得(崔媽媽基金會研發專員)|原文發布日期:2026 年 10 月 8 日
原文連結:https://www.tmm.org.tw/contents/p_cont?id=2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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