勞動力參與及需求的大趨勢也很重要。家中有老人的成年子女，在必須承受更大工作壓力的情況下，照護機器人的存在顯得更為合理。「三明治世代」（sandwich generation）因為負擔過重，所以必須在某些地方做出犧牲。相反的，如果生產力提高，將能有更好的分配，對老人照護機器人的需求可能就會減少。創新的擴散，不是因為機器裝置本身的存在，而是因為它在某種社會技術系統中的作用；正如美國法學者瑪莎．菲曼（Martha Fineman）所說的，我們可以重新設計社會制度，來改變這些誘因和壓力，而不是去改變人們，來適應越來越失調的系統制度。

最後（也是此章論點中最重要的一點），在社交機器人和醫療照護工作者之間只能二擇一的觀念，是錯誤的二分法。即使是社交機器人的支持者，現在也傾向將它們視為照護員的輔助，而非替代品。這論點已有證據支持，例如，相較於不干涉、不介入的方式，若將派羅機器人，搭配護理師及其他人類照護員的大量參與，可以提供更好的照護效果。過去十年來，研究人員對機器人的這種用途，進行了許多研究，也獲得許多正向的成果。台灣的精神醫學研究人員發現，「機器人輔助治療可以作為日常活動的節目之一，並且有可能改善社區安養機構中老人社交健康」。挪威的規劃者也發現，當癡呆症老人接觸派羅機器人時，「派羅機器人似乎是增加社交互動與創造參與度的媒介」。人類照護者可以跟社交機器人建立互動關係、鼓勵自我表達、對同儕的關心和對話；這種互補性對病患與照護員都有幫助。

專業學校和醫療照護系統，都應該在弱勢族群和技術系統之間培養專業媒介者的技能。正如倫理學家艾米·范．溫斯伯赫（Aimee van Wynsberghe）所主張的，機器人的部署，反映一種實踐的願景——這裡指的是關懷的實踐。在許多情境下，「人的觸感、目光接觸及人的在場」對照護而言是必要的基礎；當機器人可以改善這種交流互動，它就會受到「價值中心設計」（value-centered design）思維的歡迎。

人類照護者可以跟社交機器人建立互動關係、鼓勵自我表達、對同儕的關心和對話；這種互補性對病患與照護員都有幫助。(圖片來源/pxhere)

先進的醫療照護系統已經欣然接受這種互補性，荷蘭紀錄片《來自愛麗絲的問候》（Alice Cares）跟拍一個陪伴機器人的實驗，輔助家庭健康助理的例行拜訪；這個實驗所產生的相互作用，整體而言是正向的。一位老婦人向機器人展示了自己的相簿；另一位老人和機器人一起看足球賽。這個機器人會歡呼、點頭，偶爾表達鼓勵或關心。家庭健康工作者向老人保證，機器人不是要取代真人之間的互動，而是為了讓老人的生活更有趣；那就是信賴的基礎。

鑒於對自動化機器部署的廣泛關注，建立信任是必要的。根據歐洲趨勢調查（Eurobarometer survey），百分之六十的歐盟國家要禁止使用機器人「照護兒童、老人和身心障礙者」，他們的觀點不只是盧德主義，而是認為自主性機器「照護者」的興起代表一種深刻的社會分化：一邊是經歷過人與人連結的人們，另一邊則是那些「降級」到軟體和機器之間的人們。甚至上述接受照護者是否真的有得到關懷照顧，也是個問題。「關懷照護」只能從互惠關係中產生，而不是模仿照護行為的外在表演；在互惠的照護關係中，至少，在原則上，照護者可以有自由意志停止照護。照護是一種必須不斷投入時間和精力到另一個人身上的關係，是一種持續確認及再確認其照護意願的過程；這使得照護非常珍貴，也可看到人類的自由意志是多麼獨特。因此，AI與機器人可以協助改善照護條件，但卻無法獨力完成這項工作。

（節錄自：《二十一世紀機器人新律：如何打造有AI參與的理想社會？》 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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