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，市場快速興起一股將不動產、金融商品與長期照顧服務打包銷售的「大健康不動產」模式。建設公司、資產管理業者與金融機構紛紛進場，宣稱可同時解決高齡居住、照顧與資金規劃問題，看似為台灣長照困境提供了嶄新解方。

然而，若從高齡者權益與制度風險的角度審視，這類模式的核心設計，往往不是「如何確保長期照顧服務的穩定與可持續」，而是「如何讓開發商降低風險、快速回收資金、順利出場」。

安當高齡居住被設計成「先收錢、後兌現」

在相關文宣與行銷話術中，常聽到「預約制」、「安養信託搭配金融商品」、「以未來投資收益支付照護費用」等說法，其共同特徵，是要求高齡者在服務尚未完全成形之前，即先投入大筆資金，換取一套對未來的承諾。

這類設計的根本風險在於：長照服務的履約能力，並非建立在已存在的服務量能與穩定現金流之上，而是高度仰賴後續是否仍有新資金進場、投資報酬是否能如期實現。一旦市場反轉、利率變動或銷售失速，整個結構便可能迅速失衡。

當一個商業模式必須依賴「後來者的資金」，才能兌現「先來者的照顧承諾」，而風險卻主要由無法再重新累積資產的高齡者承擔時，相關警訊已經非常明確。

投資型安養信託 正在模糊照顧與投機的界線

部分業者進一步擴張金融商品，主張高齡者可透過安養信託，將資金投入美債或其他投資型金融商品，再以投資收益支付未來照顧費用。這使得原本應以「安全、確定、可預期」為核心的高齡居住，轉化為高度仰賴金融市場表現的投資選擇。

然而，一旦遭遇利率、匯率或市場修正，承擔後果的並非一般投資人，而是正處於老化過程、已無時間與能力重來一次的長者。若風險揭露不足、角色責任不清，這樣的商品設計，已難以稱為單純的長照創新。

英文Trust一詞，同時代表「信託」與「信任」。當安養信託被設計成承擔市場波動的工具，社會就必須面對一個問題：這究竟是在保障長者的未來，還是在透支他們一生累積的信任？

投資型安養信託正在模糊照顧與投機的界線，究竟是在保障長者的未來，還是在透支他們一生累積的信任？(圖片來源/freepik)

他國經驗早已劃出清楚底線

事實上，這並非台灣獨有的困境。中國大陸在養老地產快速發展時期，曾出現多起以「永久使用權」、「養老投資方案」為名的集資與暴雷事件，最終由高齡者承擔全部損失。即使以狼性著稱，大陸監理單局仍將政策方向明確轉向，嚴格限制將養老設施金融化、證券化，避免其淪為資本炒作工具。

更值得台灣借鏡的，是日本的制度選擇。日本比台灣更早面對超高齡社會，各項金融工具的使用遠比台灣成熟。無齡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、長期研究高齡住宅政策的柳智升先生，在〈滿足高齡者安居需求之住宅政策轉型建議〉一文中指出，日本在推動「附服務高齡者住宅」制度時，刻意將「住宅×服務」作為政策核心，而非「住宅×投資」。制度設計強調服務必須先存在、營運須可持續，並透過補助、融資優惠與最低服務標準，降低長者承擔的個別風險，而非將市場波動轉嫁給使用者。

所以，關鍵不在是否引入民間資本，而在於清楚劃下紅線：養老與長照服務，不能建立在投資風險之上。

這類複合、投資型養老商品同時涉及長照服務、不動產開發與金融投資，但現行監理仍採取分段管理。結果是，風險在制度縫隙中不斷累積，卻沒有任何一個機關對「整體老後承諾」負最終監理責任。

高齡者購買的，從來不是單一金融商品或不動產，而是一個「能否安心變老」的整體想像。若政府未能及早建立跨部會的銀髮住宅與金融商品整合審查機制，一旦市場出現系統性問題，受害的將不只是個別家庭，而是整個社會對長照制度的信任。

金融創新可以 但請不要拿長輩當驗證場域

長照確實需要資金，也需要創新，但前提應是風險透明、責任可追、服務可持續，而不是讓開發商先行出場，將市場風險留給最沒有承擔能力的長者。真正值得鼓勵的創新，應如柳智升先生所強調的那樣：由制度先行，界定高齡友善住宅與服務（從生活、輔助生活到長期照顧、護理甚至於安寧）的最低履約標準，再讓市場在清楚邊界內參與，而非讓高齡者用一生積蓄，替制度漏洞做壓力測試。

否則，再華麗的「大健康不動產」，終究只會被歷史標注為：另一場以長輩為代價的資本狂歡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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