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通電話是在週五晚上九點多打來的。孩子剛睡，我腦袋還在盤算周末小孩的放電行程，母親最近血液透析的狀況，以及每月將近9萬元的照顧支出。電話另一頭，是久未聯絡的父親，一開口只有一句：「錢不夠。」

他說，想把住了50年的老公寓拿去辦理「以房養老」，貸款五成，換取每月一萬5千元的現金流，並希望我提供身分證件作為聯絡人。

那一刻，我其實感到非常無奈與憤怒，我沒有立刻答應或拒絕，而是要求到銀行公開了解制度細節。因為我很清楚，這不是單純的理財問題，而是一個會深刻影響家庭關係、照顧結構，甚至是身後善後安排的重大決策。

「以房養老」制度的初衷與現實落差

以房養老，正式名稱多為「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」，是將自有住宅抵押給銀行，由銀行依房屋價值與借款人年齡評估後，分期撥款作為生活費。理論上，借款人可在原屋居住至終老，身後再由繼承人清償或由銀行處分房屋完成清算。

制度的初衷其實相當善意：在平均餘命不斷延長的社會裡，協助「有房但現金不足」的高齡者維持基本生活，降低對子女的經濟依賴。

然而，在實際家庭現場，問題往往不是制度本身，而是制度被使用的情境，與家庭真實結構之間，存在巨大落差。

為何它是解方，也可能是引信？

不可否認，以房養老的確具備優點：

一、能提供穩定現金流，補足退休後的生活缺口。

二、在理想狀態下，讓長者能在熟悉的住所中老化。

三、對家庭關係單純者，可能減少向子女要錢的壓力。

但在照顧實務中，常被忽略的，恰恰是以下三個結構性風險：

一、房子對某些家庭成員而言，不只是資產，而是穩定本身。

二、若核心問題是支出失控，新增現金流並不會自動改善狀況。

三、身後清算與居住安排，往往把衝突延後到更難處理的時刻。

在我家的情況裡，這棟房子仍有需要穩定環境的家人居住；而提出申請的人，也存在慢性疾病與過往精神疾病史。這使得以房養老不再只是「個人選擇」，而是牽動整個家庭安全網的決策。

借鏡英、美、日的預防風險措施

對照國外經驗，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分野。

在英國，房屋淨值釋放制度要求申辦者必須接受獨立的法律與財務諮詢，確保本人與家屬理解制度後果；此外，若資金壓力來自照顧需求，政府亦提供延後支付機制，避免長者被迫立即處分房屋。

日本的逆向抵押制度則高度重視繼承衝突預防，實務上常要求推定繼承人事前知情或同意，避免在長者過世後因房屋處分而引爆家庭衝突。

美國的政府擔保逆向抵押方案（HECM）更明文規定，申辦前必須完成強制諮詢，確認借款人充分理解風險與替代方案。

三國作法的共同點在於：「家屬知情、專業評估、風險緩衝」，被視為制度的一部分。

相較之下，台灣的以房養老制度，在實務上常給家屬一種落差感：流程清楚、文件齊備，但對於家庭結構、同住者權益、決策能力與身後衝突的處理，著墨仍然有限。

於是，制度很容易被簡化成：「簽名、撥款、各自承擔後果。」

衝突沒有消失，只是被延後。

政策調整的方向：讓衝突在生前被看見

如果把以房養老視為一項照顧決策，而非金融商品，至少該先回答三個問題：

一、這間房子是否仍承載其他家庭成員的照顧與居住需求？

二、目前的困境是收入不足，還是支出與決策失衡？

三、家庭是否已就身後安排與居住安置達成基本共識？

在我家的答案裡，這三題都亮起紅燈。也因此，我更傾向先處理支出結構與家庭治理，再討論是否啟動資產活化。

面對超高齡化社會，以房養老不該被妖魔化，但也不應被過度簡化。政策若能補上三個方向，或許能減少未來家庭的撕裂：

一、建立家屬知情機制，避免身後才第一次知道。

二、制度化專業評估與獨立諮詢，協助家庭理解後果與替代方案。

三、提供風險緩衝設計，避免在照顧壓力下做出不可逆決策。

修正制度，不將代價留給下一代

我不是反對以房養老。我反對的是，當制度走進家庭時，卻沒有替家庭預留討論、修正與緩衝的空間。

在平均餘命越來越長的社會裡，照顧不是短跑，而是馬拉松。若政策只處理「錢」，卻忽略「關係」，那麼家屬終究會在善後時，付出更高昂的情緒與關係成本。

讓衝突在生前被看見、被討論、被修補，才是真正對超高齡社會負責的制度設計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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