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幾天在社區大學上課，討論的是「善終」的相關議題。

課堂中，一位學員舉手分享。她過去曾在香港工作，也曾擔任過「遺產執行人」。她說，在香港，這是一個相對常見的角色——由被信任的人，依照遺囑，協助完成資產整理、債務清償與分配。

她就問了一句讓其他學院陷入思考的話：「為什麼在台灣，很多事情不能照遺囑做？」

這個問題，看似關於法律，實際上卻觸及了更深層的文化與制度差異。

在制度之前，我們如何理解「分配」這件事

香港的制度，延續英美法系對個人財產權的重視。只要遺囑有效，原則上可以依照個人意願進行分配，並由遺囑執行人落實安排。若有家屬認為分配不合理，則透過法院機制，補足基本生活保障。

而在台灣，依據我國民法的規定，即便立有遺囑，不只是配偶與子女，只要是有「有繼承權的人」都享有一定比例的「特留分」，無法被完全排除。

兩種制度，分別回應不同的社會想像。

一種相信個體有能力決定何謂公平，並承擔其後果；另一種則預設風險的存在，透過制度先行保護可能被忽略的人。這樣的差異，並不只是法律條文的不同，而是整個社會文化對「家庭」與「責任」的不同理解。

當制度進入照顧現場：四個逐漸浮現的落差

然而，當我們將視角拉回日常的照顧經驗，這樣的制度設計，開始出現一些值得深思的現象。

一、被看不見的照顧

不可否認的，在長期照顧的過程中，付出往往是不對等的。有人辭去工作，有人承擔主要照顧責任，有人長期往返醫院與家中之間，也有人選擇保持距離，僅在必要時出現。

但當走到遺產分配，目前我國制度所能辨識的，往往只有「身分」，而不是「過程」。特留分確保了每個人的最低權益，卻難以回應長期累積的照顧差異。

例如藝人曹西平生前希望將遺產留給長期照顧他的乾兒子，但在現行制度下，仍可能面臨兄弟姊妹主張特留分的情況，使遺願被「法律打折」。這不只是個案，而是許多單身或無子女者共同面對的困境。

當一個人晚年真正依靠的人，與法律認定的繼承人不同時，制度要保護的是誰？

二、沉默的家庭

在課堂上，我特別針對「已經有與家人討論遺產」這件事情向學員調查，結果不出意外的，有談過的比例才約20%，這代表了台灣許多家庭仍不習慣討論與死亡相關的議題。

近年在實務上，我越來越常建議家庭嘗試進行「照顧與分配的事前討論」。這樣的討論，未必需要一開始就進入法律程序，而是從最基本的幾個問題開始釐清：誰將承擔主要的照顧責任？誰負責經濟支出？當照顧結束之後，資產應如何被理解與分配？

這些問題，往往不是因為複雜而難以回答，而是因為長期沒有被提出。

當缺乏事前的溝通與共識，制度便成為最後的依靠。然而，法律的功能在於裁定，而非協調。它能給出一個結果，卻無法處理情感與期待。

三、從關係到對立

當分配結果無法回應個別成員的理解與期待時，衝突便從家庭內部延伸至法律場域。

如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的遺產爭議，即便已有明確遺囑，仍因家族成員之間缺乏共識，導致多年訴訟與執行爭議。制度存在，但關係沒有被處理，最終仍走向法律場域。

遺產，原本是生命歷程的延續，卻在某些情況下，成為關係斷裂的起點。

四、誰真正承擔了制度的成本

台灣的遺產制度，曾承載著財富再分配的政策目的。透過遺產稅，將部分資源回流社會，減少階層差距。然而在實務觀察中，這樣的設計未必如預期運作。

具備資源與知識的家庭，往往能透過提早規劃，降低制度帶來的影響；反而是一般家庭，在缺乏法律與財務知識的情況下，被動進入制度流程，承擔額外的成本與風險。

當社會逐漸高齡化，遺產不再只是特定族群的議題，而是多數家庭都將面對的現實。若缺乏相應的教育與支持，制度的存在，未必能轉化為真正的保障。

當社會逐漸高齡化，遺產是多數家庭都將面對的現實，建議家庭嘗試進行「照顧與分配的事前討論」。(圖片來源/freepik)

面對超高齡化社會，台灣可以成為標竿

若將視角回到制度層面，台灣其實已有一定的很好的基礎，不管是健保或是長照體系，若能進一步調整，把從生病失能、長期照顧到最後善終遺願串接起來，就可以成為面對超高齡化社會浪潮下的標竿。

首先，可以思考將「家庭照顧協議」納入正式的照顧支持體系。例如，在現有長照服務或相關補助中，提供誘因或資源，鼓勵家庭在照顧初期即進行分工與未來安排的討論，並留下基本紀錄。這不僅有助於釐清責任，也能在日後涉及資產分配時，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。讓「事前說清楚」成為制度支持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完全仰賴個別家庭的自覺。

其次，在尊重個人意願的前提下，可進一步強化遺囑的實質效力。現行制度雖保障特定繼承人的基本權益，但若能在特定條件下，例如對長期照顧者的明確指定，或經過一定程序確認的分配安排，給予更高的尊重與執行力，將有助於減少「遺願被稀釋」的情況。

同時，也有必要優化遺囑建立的流程。對多數民眾而言，遺囑仍是一項門檻較高的法律行為，無論是資訊取得、流程理解或成本考量，都可能成為阻礙。若能透過制度設計，提供更易取得的諮詢管道、標準化工具，甚至與醫療或照顧服務場域結合，讓遺囑成為照顧歷程中的一環，而非臨終前的匆促決定，將更貼近實際需求。

最後，制度也應逐步發展出能辨識「實際照顧貢獻」的機制。例如透過照顧紀錄、費用支出憑證，或結合專業人員的訪視與評估，在必要時提供客觀依據，讓長期付出的人，其貢獻不再完全依賴主觀認定。這不僅是對個體的保障，也是在回應整體社會對照顧價值的重新定位。

當制度能夠更細緻地看見照顧的過程，並提供相應的支持與回應，遺產分配便不再只是最後的切割，而能成為一段關係被理解與承接的延伸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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